《誠品好讀》，2005年12月，第61期，頁98-99。
已刊《當代》228期 ，http://highschool.tw/pilot/p_03/p_03_01/p_03_01_11.php
文／陳建忠
近幾年，文壇與學術界的「王德威現象」顯然不容忽略。王氏致力於評介各種文學新作，幾乎評盡台灣成名與新進作家，更主編麥田出版社的文學書系，且撰寫長篇導讀，對讀者或研究者來說，都形成無法忽略的對話者，其影響力可以想見。
王德威教授的《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則是近期企圖心更為龐大的文學研究著作。閱讀新作，直接聯想到的是類如明朝馮夢龍所著《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這統稱「三言」的作品。《喻世明言》的序言裡便標示，為了「觸里耳而振人心」，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於是乃集合前此的宋元話本編寫此作。
因此，我以為，在本書中，王德威一方面用新的體例與敘事策略呈現並詮釋台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文學史家對此一時代（不限於文學）的意見，其間所謂「末世危言」者，所在多有。
從台灣文學史的書寫體例來看，《台灣：從文學看歷史》與既有的文學史論作，有著不同的編寫觀念，創造了一種較新的文學史體例。再者，像這般有堅強顧問群、編輯群與出版社、傳媒支持的新型態文學史出版模式，也展現出不同的文學傳播風貌，而可能改變讀者的視野。
目前的一些文學史著作，如一九八○年代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九○年代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撰寫中），以及二○○四年施懿琳、陳建忠《台灣的文學》，大抵上皆偏向「編年體」的體例，按照年代敘述重大的文學事件與作家論。至於趙遐秋、呂正惠的《台灣文學思潮史綱》，則以思潮史取代作家論。撰寫中的孟樊與楊宗翰的《台灣新詩史》，轉而以「紀傳體」為架構，將詩史還原為詩人史。
而和《台灣：從文學看歷史》體例較接近的或許是陳思和所編著的《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陳思和在這本文學史中，區別了以文學史知識為主，而以文學運動和創作思潮為主要線索的書寫方式，改採以共時性的文學作品為主作具體分析。不過該書也有強烈的文學史意識，依然將重大的思潮與運動作為每章導論，而形成一個個的議題，如「文化尋根意識的實驗」、「先鋒精神與小說創作」等等。
這樣來看，《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在議題與作品詮釋的新體例上，確實近似《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然而，細案全書，在議題的設定與選材詮釋上，顯示的卻是作者獨到的觀點。
例如在全書三十三章的議題架構裡，從第一章「歷史與神話」談原住民神話作為全書首章，及至第三十三章「還我河山」談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但若按照台灣文學史的編年順序，整個日治時期未見專章述及皇民化主題文學的議題。至於戰後貫串整個戒嚴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議題，特別是吳濁流、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等帶有後殖民意味的長篇歷史小說（大河小說）議題，則同樣未見收錄。
此外，在呈現議題時，雖大致依時間序列，但選材上，卻未必皆屬共時性作品，改而收錄議題相關卻跨越不同時期的作品。如第十六章「左翼台灣」，原始設定應屬日治時期的議題群落中，但選材不僅出現楊逵、吳新榮，也跨越至戰後初期呂赫若與張光直的作品，而此章之後銜接的是談論西川滿的第十七章「華麗島的誘惑與失落」。至於第二十五章「鄉愁的想像」，議題設定為戰後不同族裔作家的鄉愁經驗，論及余光中、吳晟、陳秀喜、羅大佑、臺靜農等人，他們的作品橫跨各時期，原先在其各自歷史脈絡中的鄉愁意義亦不相侔。對於沒有充分文學史常識的讀者而言，如果不是依循作者給予的意義設定，似乎很難判斷原先脈絡下這些作品的意義：余光中的鄉愁與吳晟的鄉愁，在某種程度上還涉及不同鄉愁間彼此美學與權力網絡糾葛的作品，很可能在達成作者議題操作的同時，其複雜性被悄然抹消了。
然而，這些議題設定與選材詮釋的結果，如果由作者序言中所說的來看，似乎又不難理解。作者坦言：「我無意網羅所有歷史事件或文學經典；我只希望凸顯作家筆下台灣經驗是如此繁複多樣，應該激盪出更多想像歷史的方法」（頁五）。對於歷史想像的多樣性，或曰想像一個多樣化的台灣文學史，誠然是作者念茲在茲的中心意念。
實際上，在二○○四年，作者另一本著作《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中，便顯示其對於歷史敘事問題的特別關切。同年，中研院文哲所舉辦的「正典的生成：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作者又提出「後遺民寫作」的說法，「後遺民史觀」所欲強調，台灣歷史無非先來後到之遺民與移民所造成，而絕不應有所謂某個族群或團體獨佔歷史詮釋權的論述。
諸如這發端於當下台灣文化與政治現實的感懷，時時滲入本書中各個時期議題與作品的敘述之中，不絕如縷，而經常寓意遙遠、感慨殊深。我認為這應該是本書最令人動容，卻也最易招致不同意見之處。讀者或許可以特別注意，本書如何對台灣與文學投注特殊的情懷，特別是作者的當代意識明確地被置入歷史想像裡面，將作者的感懷與文學史交纏一處，每一個可能年代悠遠的文學史議題都被導引至與當下台灣的「困局」作一對照。
例如第一章中述及陳第〈東番記〉時便云，古時台灣被漢人與倭人所發現，從此多事：「他何嘗不也講了個由天真到墮落的『失樂園』式的神話故事？」（頁十八）。第二章講明鄭遺民問題，也感慨：「談『靈根自植』的期許，或是『花果飄零』的悵惘，台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頁廿三）。而論及鄭氏王朝事蹟時，更是將這些亡國者的悲涼命運上升到人類面對有限選擇時的生存意志之展現，其中自然也夾雜對此間「新興民族」過於「堂皇」之說法的點撥，顯示了作者極為精到的文學修辭，我以為是全書的精華所在，試看第三章「騎鯨英雄傳」裡便若有所感地寫道：「失敗的英雄，亡國的命臣：鄭成功父子兩代的故事其實充滿了失去，延宕，等待，追悔的遺憾。唯其如此，他們的總總『不得已』反而更讓後之來者低迴反思。撇開復興或新興民族的堂皇說法，我們才能瞭解騎鯨英雄跨浪而來、跨浪而去，所關乎的原是一個時代裡的有限選擇，一場個人命運，不，意志，的終極堅持」（頁三一）。
如果掌握這樣的敘事策略，則書中議題之設定與調動跨時代作品之用意便也昭然。文學史的完整性並非絕對重要，而意欲為讀者引發借古寓今的現實反思更為作者所措意。如談族群關係，便借清朝柯培元〈熟番歌〉描述漢人欺負生番、畏懼生番，而云：「這樣對族群關係的反省，毋寧還是我們念茲在茲的課題」（頁五一）。提及描寫民變、械鬥、與戴潮春事件的篇章時（其間所涉問題或不相同），則提及排他原則是依移民來台先後時間表，並沒有必然的台灣所有權：「但久而久之，後設成為先驗，於是有了今天人人朗朗上口，卻又語焉不詳的『主體性』」（頁六二）。論到張我軍當年激烈反舊文學傳統言論，作者轉而一曰：「弔詭的是，時至今日，雖然有不少熱愛台灣的文人不以五四意識為然，他們對中國文化傳承的全盤否定論卻往往似曾相識」（頁一○七）。至如對鄉土文學被詮釋為「著毋庸議」、「先驗」、「後設」的「召喚民族精神的神祕符號」、「解釋為反映歷史現實的自然結果」，作者顯然認為那無疑遮蔽了其他鄉愁者的合法性。
總結來說，文學史家藉台灣文學與歷史來申說其末世危言，其間自有不得已於己者，至於文學體例之翻新與選材敘述方式之變異，則猶其餘事。在《論語》的「憲問篇」中，記錄了孔子談論國家有道無道時的自處之道，他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意指國家有道則正直以行以言，而無道時便要行為正直，言詞委婉。但，此書中我們似乎感受到王德威作為文學史家不吐不快的深廣幽憤之情懷，而非噤聲。
然則，危言者，往往有著兩極反應。知音何在？其中的深切寓意，更與何人說？文心幽微，竟有若此者！無論古往今來的文人騷客，或是本書的作者，恐怕都有這般無盡的感慨吧！
（本文作者為中興大學台文所助理教授）
書評範圍
《台灣：從文學看歷史》。王德威著。台北：麥田，二○○五年九月。
《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陳芳明著。台北：麥田，二○○二年四月。
《台灣文學史綱》。葉石濤著。高雄：文學界雜誌社，一九八七年。
《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彭瑞金著。高雄：春暉，一九九七年。
《台灣的文學》。施懿琳、陳建忠著。台北：允晨，二○○四年五月。《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原名《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陳思和主編。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二○○一年八月。
